2010年3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此书名为“手稿本”，是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曾经出版过一本《鲁迅回忆录》。鲁迅之子周海婴认为：当年的版本是“妈妈执笔，集体创作，上级拍板”，有不少违背作者原意并被要求改动的痕迹，而真正表达许广平原始思路的是被“创作组”改动前的“手稿本”。

　　“何者应删，何者应加”

　　1959年8月，鲁迅的遗孀许广平时时被高血压困扰，依然满怀激情地开始《鲁迅回忆录》一书的撰写。周海婴回忆：“看到她忍受高血压而泛红的面庞，写作中不时地拭擦额头的汗珠，我们家人虽心有不忍，却也不能拦阻。”

　　这一年11月底，许广平完成《鲁迅回忆录》后，在前言说明撰写这本书的原因：“大跃进的精神感召了我；‘十一’献礼的汹涌热潮又鞭策着我；在总路线多快好省的号召下，鼓舞起我的干劲；工人阶级大无畏的坚决创造意志又不断做我的榜样，于是就下定决心试试写作了。”这本书不足十万字，分为十四章，起初在北京《新观察》上连载。

　　许广平特别在前言中指出：“从这回的写作来说，使我深深学到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我这本小书，首先得到许多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帮助（注：手稿中‘许多同志’原写为‘周扬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删除）。他们重视这一项工作，关心指出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了。（注：手稿此处原有‘如关于女师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见而添写的’，后又删除）。”基于这种“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鲁迅回忆录》在正式出版时，受到大量的修改，有些地方被删除，有些地方则增加内容，包括许广平的这篇前言也是如此。在出版单行本前专门开了座谈会，有些领导提出意见，许广平再根据这些意见进行删改。周海婴回忆：“当年，中国发表文稿、书籍是有纪律的，编者和主编都有权改稿，能不受约束的也只是极少数人。我母亲没有这种豁免权。有个不可靠的旁证，作家唐弢当时参加了那个会，他对他朋友说：会后我看到许大姐脸色很不好。”

　　1961年5月，《鲁迅回忆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很快引起读者和鲁迅研究者的反响，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出过多本鲁迅研究著作和传记，他回忆当年的亲身经历：“许广平生前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我是读过的，很感失望。主要是太政治化，有些内容不实，好像有许多该写的事情没有写。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作者也有她的苦衷。记得1960年暑假，我与两位毕业班学生王继权、盛钟健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访问，许广平就向我们热情地推荐冯雪峰，说上世纪30年代他是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有些情况我不知道，只有他知道。这个态度，与两年多前反右派运动时在文联作协批判大会上对冯雪峰的严辞申斥，判若两人。可见有些话，她是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言。当然，有时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把人的思想给搞乱了，何况这本书还是在周扬等人的‘指导’下写成的。鲁迅夫人写《鲁迅回忆录》，却要被鲁迅所斥责的周扬来‘指导’，这本身就是滑天下大稽之事。”



1930年1月4日，周海婴“百日”时全家合影

　　手稿本中的“原貌”

　　从《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可以看出，许广平原来撰写的《鲁迅回忆录》在1961年出版时被删改的地方。

　　在手稿本的第五章“所谓兄弟”中，许广平写道：“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伟大襟怀，在文学上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后来出版《鲁迅回忆录》时，对手稿中出现的鲁迅对周作人文章的认可予以删去，加入了相当篇幅的周作人附逆及中伤鲁迅的有关内容，及对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阶级分析。

　　在手稿本的第九章“内山完造先生”中，许广平写道：“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的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有关郭沫若日本夫人的相关文字在出版《鲁迅回忆录》时尽数删去，估计是为了维护郭沫若当时的形象。

　　手稿的第十四章“与北新书局的关系”则在此前从未发表，新版给予恢复。周海婴指出：“鲁迅当时不是像现在有些作家这样有收入的，他是靠稿费吃饭和治病的，北新书局欠了他很多稿费，他没办法，就找律师起诉了北新。北新逐步还了他的稿费，但有没有还清，谁都没再追究。北新后来和我党有什么关系，和生活书店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时这篇文章就拿掉了。”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中具有时代色彩的表述方式也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如许广平在第七章“我又一次当学生”回忆鲁迅单独教她的情景：“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每个人基本上不可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思想在文学工作者的重要性。自从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

　　朱正的“正误”

　　在1961年《鲁迅回忆录》出版后，学者朱正写了一本比《鲁迅回忆录》字数还多的书—《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本书是朱正在冯雪峰的指导和帮助下写成的，而许广平曾经称冯雪峰为鲁迅研究“通人”。1979年出版后，书中的一些结论被鲁迅的传记作者普遍接受。吴中杰认为：“过去，不但研究者所写的鲁迅形象不同，而且回忆者对于同一件事的回忆也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不同之故，也是文艺服从于政治的结果。在这方面的辨正工作，朱正做得很好。”

　　当朱正听说《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的消息后，专门到长沙的书店找这本书，可惜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还没有看到这本新书。“《鲁迅回忆录》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而写的，第一次印刷的版本错误很多，第二次印刷时已经修改了很多地方，但是有些错误还没有改干净。这次出版的手稿本，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心里还是有保留的。从鲁迅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说，可能史料价值会很有限。”朱正说，“我关心的是，对我质疑《鲁迅回忆录》的内容，这本新书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回应。”

　　周海婴、马新云在《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序《妈妈的心血》中指出：“注释中的《正误》一书，均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朱正先生所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此书对1961年版的《鲁迅回忆录》提出十四处正误，这十四处与手稿本完全相关或有些相关的十处，我们予以了注释，其余四个无关之处不在此赘述。”

　　《鲁迅回忆录》中说，1932年鲁迅的北平之行躲过了敌人的逮捕，《鲁迅回忆录正误》认为“此故事是虚构的”，“当时北平政治形势并不怎么险恶”。《鲁迅回忆录》中根据陆万美的回忆，说明鲁迅北上是“党的安排”，“为转道赴苏”，《鲁迅回忆录正误》提出异议，认为鲁迅北上只是为了省亲。

　　许广平的手稿本中说：“曾经盛传过一个故事：就是鲁迅托人带了两只火腿到延安，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各位领袖。那火腿是带去了。听说到了西安，再也不能通过了，只好在西安的同志代表食了，但一剖割开来，里面却还有书信。”《鲁迅回忆录正误》通过仔细的考证，认为此处三点有误：一、鲁迅当时送往陕北的火腿是一只而不是两只；二、火腿没有送到陕北的原因，是因为火腿好吃，被西安人员留下来吃掉了；三、火腿夹带书信是莫须有的事。

　　还原鲁迅，普及鲁迅

　　近年来，关于鲁迅的重新评价和研究此起彼伏。在中学校园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各地不时出现语文教材中要减少鲁迅作品的传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安波舜是《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责编，他认为：“上海地区的一些教材把鲁迅的文章拿下来，加上娱乐明星，我对此深恶痛绝。”

　　对在当下出版《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原因，安波舜解释：“现在很多误解，是在研究鲁迅过程中，年龄稍大的人都知道，‘文革’以前、‘文革’以后，不同时代赋予鲁迅不同的色彩，本来他是文学家，‘文革’时成为伟大旗手，‘文革’后，大家就对鲁迅精神有了认识误区。我们要把鲁迅从极左的意识形态中还原出来。鲁迅对人民、对群众、对弱势群体‘俯首甘为孺子牛’，对敌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他不是今天知识分子的犬儒精神，而是公民精神。大家都说要坚持正义，没有鲁迅，就没有公平和正义。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天平，天平就体现在鲁迅精神上。”安波舜的编辑方法是恢复原貌：“原来有好多手稿上写得好的地方、提法、评价、细节被改动或删除了，这次我们把手稿完整呈现出来。”

　　资深出版人张昌华2009年曾编辑出版《鲁迅的艺术世界》一书，他从出版的角度分析，《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在今天还是有出版的价值，因为具有历史价值。张昌华也指出，目前社会对鲁迅的确存在不少误解。据他在接触中感觉到，鲁迅的孙子周令飞正当盛年，为弘扬、普及鲁迅文化在不断地“呐喊”，创立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演讲、出书、办展览、拍电视，整日奔波忙碌，真有点“拼命三郎”精神。

　　《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的主推人之一周令飞说：“今天用原貌出版这本书，我觉得不在乎这里面还原了多少，百分比是多少，有多少和当时有差距，而是恢复作者本意的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化史，很多都存在不真实的。这样的不真实的历史、有缺陷的历史，如果不马上纠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周令飞介绍，他在2000年后，找到了新的方向：还原鲁迅和普及鲁迅，要让鲁迅回到以前的本来面目。“从鲁迅逝世到1949年后，我们有很多回忆鲁迅的文章，那时描绘的鲁迅比较真实，是全景式的，但后来就越来越平面了、一元化了。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不单是对鲁迅，对所有事情都一元化了。我们把鲁迅再还原，是要把原来的东西再找回来。今天出版这本书是有原貌的，不是说我们要和过去比，而是要大家看到原貌，过去的版本可以忽略不计。”

　　在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原貌中，第一章就指出：“鲁迅是一个战士，指挥者是党，是党的领导。他只担任一方面—思想上的方面，如同党的宣传部的一员。他时刻想着如何才能尽力做好宣传，唤起群众的工作。虽然那时党没有明确给予他责任，但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

　　吴中杰通过仔细的考证和分析，认为：“谈到鲁迅的文学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遵命文学’这个口号。赞成者借鲁迅来宣传这个口号，反对者因这个口号而批评鲁迅。但实际上，鲁迅并未提倡‘遵命文学’，而且他的文学思想也与‘遵命文学’格格不入。”吴中杰指出，从鲁迅历来的文学见解看，他是最反对配合形势，命题作文的。“鲁迅很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从神到人：鲁迅研究的历程

　　张梦阳撰写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共六册，是迄今比较完整的鲁迅学通史专著。书中开宗明义指出：“一个文化巨人，身材瘦小，疾病缠身，仅生存了半个多世纪，著作不算浩繁，也没有长篇巨制，却能在生前就以雷霆般的精神力量震撼中国精神文化界；身后更以其精神之力撼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灵魂，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文化群体都要对他作出反应，所有历史阶段的思想论争、精神碰撞都要迸发出他的火光，有的崇拜，有的赞颂，有的利用，有的扭曲，有的攻击，有的讥讽，有的谩骂。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所遭遇的精神反弹都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的存在和对他的反响，构成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景观，形成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

　　几十年来，关于鲁迅的传记和研究文章比鲁迅本人的著作不知多出多少倍。鲁迅形象在文化史上，也不断地出现了变化。

　　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记是王士菁在1948年出版的《鲁迅传》。张梦阳认为“王著把鲁迅前期小说的创作宗旨概括为‘批判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针对着这一个在数千年专制制度养成的，落后的蒙昧的自甘做奴隶的奴性，予以清醒的揭露，沉重的鞭策，严厉的批判’。这一论断是非常中肯的，后来的鲁迅小说研究者包括作者自己，对鲁迅小说思想价值的认识反而比这时倒退了。”

　　1949年以后，鲁迅受到政府的推崇。张梦阳指出：“鲁迅研究受到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钳制和扭曲，在发展中不断遭遇挫折。”在论及1961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时，张梦阳认为：“虽然对鲁迅在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与瞿秋白的关系等重要史实，有较前丰富新鲜的记述，但是在当时时代环境影响和政治干扰之下，出现了异常明显的‘左’的偏颇。”“当然，这种错误的出现，不能仅仅责怪作者，而应该归咎于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据说那时写作这本书时，是出版社编辑部与许广平一起座谈讨论纲要，然后由许广平执笔，再由编辑部层层把关，反复修改而成的，因而不能将责任推到作者一人头上。然而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到政治干扰实在是鲁迅研究的一大危害，鲁迅研究与当时所处的精神文化背景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

　　“文革”当中，几乎所有文化人都被踩倒在地，唯独鲁迅被推上“神坛”。“文革”结束之后，林非、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在1981年出版。本着“素朴而又高峻”的特色，第一次对鲁迅与朱安的悲剧婚姻如实评述，不单单写出了鲁迅一方的痛苦，也刻画出了朱安内心深处的难言苦衷。

　　汪晖1991年8月正式出版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一书，张梦阳认为：“汪晖的意义又绝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而是在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以先锋的锐气和科学的方法冲决旧有的思维模式的一大动作！”该书多次再版，最近王彬彬的质疑文章指出其存在多处抄袭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其意义的确“绝不仅仅局限在鲁迅研究领域”。

　　1993年，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出版，用散文语言叙述鲁迅的一生、“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王晓明在序中说：“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读懂鲁迅了吧。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张梦阳认为：“在人们对众多一般化、公式化的鲁迅传记感到厌倦的时候，王著却反弹琵琶，弹出了新调门，道出了新感受，说出了新话语，品出了新味道，从而也开出了新生面，怎么能不受人欢迎呢？”

　　1994年，孙郁选编《被亵渎的鲁迅》，在序言指出：“不可讳言，鲁迅与众多敌人论战中，有时确实是带有偏激的因素在里面，例如对顾颉刚、胡适、梁实秋等人的讽刺，就有偏执的一面。深刻中的失当，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先生是个真性情的人。”该书出版后，开创了从对立面理解鲁迅的风气之先。此后出现了陈漱渝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李富根、刘洪主编的《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房向东著《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等。

　　《收获》2000年第2期新开辟“走近鲁迅”的专栏，其中王朔的《我看鲁迅》一文认为：“鲁迅对伪君子假道学种种愚昧麻木中国人的劣根性骂得都对，若说还有遗珠之憾，就是把自己拉下了。” “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文章马上引起各方热烈的反弹。

　　2008年，吴中杰出版了近五十万字的《鲁迅传》一书，是近期较为详尽的鲁迅传记。吴中杰说，各人所写的鲁迅传记的不同处，那是很自然的。“时代不同，见解不同，学养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我最佩服鲁迅的是两点：一是独立精神，绝不盲从权力和流行观念；二是对中国问题看得深刻，所以他的文章具有穿透力，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我的《鲁迅传》较多地从这两方面着力。但我认为，无论侧重点在何处，传记写作，当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我的《鲁迅传》是力求写出一个真实的鲁迅来。”在后记中，吴中杰认为：“鲁迅也是凡人，自有他的个人缺点，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鲁迅是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自己的写作职责的，这一点曾经获得许多关心社会前途者的共鸣，但在社会思潮转变以后，人们在躲避崇高，追求平庸中，也就与鲁迅格格不入了。”

　　本文参考了张梦阳著《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吴中杰著《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