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敬邵燕祥，耻学余秋雨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生前曾给人们留下一句箴言：“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报刊文摘》在2008年4月23日第3版上，以头条横排标题“揭己之丑，警醒社会”报道了著名文学家邵燕祥，把自己在那场像喝了迷魂汤一样昏天黑地“文革”中的检查交代、大字报和大批判稿汇集成书，书名曰《人生败笔》公开出版发行，在序言中对自已进行无情的理性剖析，锋刃直剌内心深楚。邵先生坦诚道：“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心地，真是仁者“知耻为勇”啊！

　　如今的中老年人，都各有各人的“文革”经历，历史的局限原是谁也难以规避，只要诚实以待，不掩错，不隐恶，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由邵燕祥先生这本无情解剖自我的《人生败笔》，不禁使人油然想起另一本书，即余秋雨的《借我一生》。真是巧极了，就在同一版上，编辑以头条竖排标题《造谣者的葬礼》，登载了余秋雨的短文。学者余杰早就指出余秋雨为“文革”余孽，并非虚妄。为此，原中共上海市委驻“石一歌”写作组清查组组长老同志夏其言愤慨地说：“我曾劝他（余秋雨）对自己在写作组的所作所为好好反省，做点自我批评，这对他是无损的。但这家伙竟置之不理，难怪有人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不但摸不得，余秋雨反而虚言唬弄余杰太年轻了，不了解历史云云。为此，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拍案而起：“余秋雨向余杰摆老资格，说他太年轻了。我85岁了，也摆一摆老资格，翻一翻陈年老账。”孰不知余秋雨是最怕，也最恨别人翻他“文革”老账。谁翻他，谁就是“造谣”、谁拨正他文中的硬伤和差错，谁就是“小人”。到底在什么事上“造谣”？到底是哪个“小人”挑拨“是非”？到底是什么“是非”？他缄口不提，一概地回避原则论据，让读者隔着纱窗看迷雾。以“倒打一耙”的鬼心术，把水搅混，藉此伪饰自己的孤陋卑劣，从中哗众取宠。……这个余老板在“文革”中明明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石一歌”的骨干成员，是“文革”时期上海滩的文网打手。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的御用写作班北有“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南有“石一歌”（十一个成员）。据上海绍兴路出版单位的知情人当年亲睹，这个在《朝霞》期间，自称是被利用的“小青年”余秋雨，却每天早晨坐着张春桥、姚文元的心腹（市委、市革会常委）朱XX的小轿车上班，在“四人帮”未倒台前，内定为出国访问团成员，跟着朱XX率团到日本访问。余老板在“批林批孔”中批过孔老二，批胡适卖国，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走狗，又批《水浒》宋江投降派……他一直以来都是讳疾忌医，一概地死不认错，自诩一贯正确。他一面向新闻记者声称“我当然沉默”，“我要封笔”，一面却在暗底里心急火燎地赶写《借我一生》，他“花甲”未度，一生未老，却提前借一生，急猴似地抛出回忆兼文学体的《借我一生》自传，殊不知心与言的差异如隔江河，文字是原可伪饰的。看到精心构思的自传式回忆文章，就以为是余老板在自陈身世，自然是太天真了。余老板字里行间一个劲儿地把金粉往自家脸上抹呀，把香水朝自己身上喷呀。没有文德的人，其伪饰的行径都不免漏出马脚，作为一个名人的余秋雨，竟然不知道自夸自美的话，出自自己的嘴里，慌腔走板的自我虚美，写在自已的书中，是多么地令人乏味。岂料歪打正着，恰好成了孔子语录的真实写照：“小人过也必文”（《论语.子张》），文者，饰非也，必者，必定也。被广大读者和明眼人传为笑柄。他一再地口是心非，对香港凤凰台的小鲁豫当面撒谎：“再也不写了，写得越多，麻烦越多……”然而，时至今日，他沉默了吗？封笔了吗？太在意自己名闻利养的人，必自取羞辱，徒增烦恼，不少文科大学生对他的评断是：余秋雨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明明是自己撒谎，却反诬别人“造谣”；明明是自讳疾忌医，死不认错，百般掩盖“文革”劣迹。不时地抛出一篇短文，或是反诬别人“造谣”，或是反诬别人是“小人”，正如文坛上的卑劣小人，自己不是良家女，却最热衷反诬别人是“娼妓”，实质上是以“造谣”为盾牌，以“小人”为烟雾弹，抛却事实论据，施放迷雾，颠倒是非，掩丑遁逃。行的是老掉牙的以攻为守、倒打一耙的卑劣行径。余老板在文场上一副“我是牛二，我怕谁！” 的撒泼架势，似乎批评他的专家、学者们，一旦成了他笔下的“小人”，他自己也就成了自封的“君子”了，这种被鲁迅所拆穿的文坛无赖的穷技，明眼人早己司空见惯，犹见余大师的没落无聊。他自奉一贯正确，历经中国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涛，他似乎是现代文坛上最干净的人。俄国一位文坛巨人曾说：“什么人最干净？一个在血水里泡过三次，在咸水里泡过三次，在净水里也泡过三次的人，才是最干净的人。”当过“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的余老板够格吗？

　　文章贵诚，无愧文德。具有君子人格的文人，理应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邵燕祥先生出书揭己“文革”之丑，这一坦荡求真的表率，并非绝无仅有，最近另一位知名学者邓伟志先生，在他行将出版的千篇文集中，也将自己从上世纪50年代迄今发表的千篇文章，无论文章立意持论的“左”或“右”，一概保持原文的历史本来面貌，不作内容的任何修改，千篇功过待评说，本色原貌地公布于天下读者。邓先生说：“学者无不是在纠正别人和自己的非真理，即错误观点中提高的。因此，我甘愿把自己当年的错误文章拿出来示众，包括不易被人知晓的用个人笔名或集体笔名发表的文章，也兜了出来，我也就能安静地躺在手术台上，让读者去解剖……”，他坦诚磊落地说：“没有过错误观点，就不像我邓伟志了……时势造英雄，时势也会造狗熊。在造英雄的时势中，也会有狗熊游走。把‘雄’与‘熊’和盘托出……”（引自2008年8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第7版，邓伟志：《千篇功过待评说》）这无疑是又一位真人君子的风范！试问余秋雨，你若是真君子，你敢把自己在“文革”时期，所写的一切文章示众于天下吗？余秋雨，你敢吗？！

　　邵先生和邓先生的君子风范，不由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心声：“我固然无情地解剖别人，但我更无情地解剖自己”。也使人想起巴金老人严于律己的反思，他坦诚地反思、批评自己：“在批判胡风的岁月里，我自已也向井里扔过小石子……”巴老的严于律己，更彰显巴老崇高的人格力量！余秋雨曾借巴老作大旗，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你敢践行巴老坦诚律己，无情解剖自己的高风亮节吗？余秋雨，你敢吗？

　　文场中，许多历史事实印证，“文章呈现出来的作者和真实的作者未必一致，有时甚至恰好相反”，这就是钱钟书的剖心至论，他早就提醒广大读者：文人的为文与为人是不一致的。文品并不等于人品，“不能把作品看成作者的身世自道，不能以文章判断作者的德行善恶。文章写得超尘绝世，生活中却可能是急功近利的名徒之徒。文章写得高妙，道德却可能极其低劣。钱钟书举隋炀帝的例子，隋炀帝的诏书诗文写得古雅博奥，颇有尧舜之风；但是他作恶多端，几乎可以和桀纣“媲美”。这种差别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中引出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准则。” 为什么为人和为文出现如此差异呢？钱钟书拈出18世纪的一名法国名女人说过的一句妙语：“我的行为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此言诚然，阮大铖是出卖东林党人的奸佞小人，他的诗文却有意做山青水秀，尽管因文德不符，叫人看得浑身不自在。古今文场上不乏双面人，以文饰非者，大有人在，此亦人性复杂化的外现。对于一些文人，须从“行间字外”求得真相。（参见程帆：《我听钱钟书讲文学》，中国致公出版社）

　　余老板自封为大“名人”，谁批评他、拨正他，谁就是借批“名人”而扬名。可悲的是上海出了这么一个大名人，至今连个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都当不上，几十年来在市作家协会里，在几次换届选举中，连个理事都选不上，甚至连候选人都挨不上。曾有好心人对此费解，据说不是他知名度不够，实在因为没人投他票，人大、政协、作协毕竟不是选“超女”，既没有“追星族”，也没有他的粉丝。多少年来为余老板照镜子的人，几乎全是名真身正的中央与地方社会科学院院长、大学教授、古文训诂学家、出版社正高级编审诸如：于光远、吴小如、张斌、邵纯、古远清、孙光萱、金文明、郝铭鉴、余杰、降大任等一长串的学者专家，大多为年逾花甲、古稀的文化老人。全被他诬为“小人”、“造谣”、“诽谤”……然而，古今中外，都验证了一个真理：从无美女怕镜子，唯有丑女摔镜子，余老板八成是得了“镜子恐惧症”。名气大得多的毛泽东、钱学森、刘大杰、钱钟书、王蒙等大家风范，无不欢迎他人为自已文章指谬纠错，都认为“不吹毛，何以求疵”？唯独余老板对此恨恨而死。古文训诂学家金文明先生，原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北大名教授王力的忘年交，金先生年逾古稀，为余秋雨纠正了上百个文史差错，包括无容置疑的硬伤，他不但不向金老先生谢恩，反而气急败坏地扬言要送“轮椅”给金先生。谁为他“照镜子”，他就企盼着别人举行“葬礼”，犹见余老板对批评者的恨之入骨，心底的阴损与恶咒无以复加，从而鉴别了君子小人人格上的天壤之别。无怪乎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今已86岁高龄的北大名教授吴小如老先生，在《文史知识》上撰文，规劝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章培恒教授：“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故略陈鄙见如上。……”个中的不学无术之徒，明眼人一看就了然于心了。

　　曾听到一些中、小学生，天真地提问：“余老师会写文章，怎么会不知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心使人进步的道理呢” ？孩子们呀，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现如今是市场经济，余老板骨子里是个文化商人，一旦公开认错，岂不砸了自己的品牌，那还做得成生意吗？要不，余老板怎会上了“作家富豪榜”的榜首呢！余老板自诩为什么样的人，毕竟乏力，他自然企望不明就里的小青年把他看成最干净的大君子，连韩寒也直讽余秋雨——真虚伪！

　　世上万般无完美，哪有一贯正确的人？道德与文章不是同一标准，文并不如其人，人也不如其文；历览人间万般事，自奉一贯正确的必是虚假的人，自奉君子的多是伪君子，老是攻讦他人是“小人”的人，十有八九是货真价实的小人，即使知名度大得如貌美文美的汪精卫，也不等于人品的美誉度。余秋雨倘是看到邵燕祥先生和邓伟志先生的书，倘若稍有羞耻之心的话，或许会脸红得无地自容的，但也难说，盖因世上利令智昏的文化商人，在商言商，死抱着招牌，唯名利是图，总是难以自知脸皮有多厚的。老实正直的书呆子，对余老板的悔悟，不必心抱多大希望，他恐怕改亦难。